如果说，听众本位原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这两份风格迥异却同样光耀史册的战书，就给了听众本位原则一个*生动的注释。
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嘛，后勤保障当然是重中之重，军中无粮，军心必乱，这是常识。但是，从群体行为的角度讲，仅有“粮草先行”还是不够的，舆论更应该先行。
古往今来，兴兵之前多下战书，而战书就是舆论先行的鲜明标志。可能有朋友会奇怪，文老师研究演讲沟通的，今天怎么谈起了战争，讲起了战书？道理很简单，从大的方面分析，战书就是沟通，既然是沟通，就会涉及到沟通的原则，就会有很多值得我们思索和学习、借鉴的地方。今天，我想和朋友们聊聊两份战书。
一份是《讨武曌檄》。武则天一心想当皇帝，引起李唐旧臣不满，徐敬业起兵，逼武则天放权。在起兵之初，大才子骆宾王奉命写就了洋洋洒洒的《讨武曌檄》。
《讨武曌檄》分三个部分。*部分历数武则天的罪恶：说她“秽乱春宫”，“豺狼成性，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第二部分赞颂徐敬业军队的正义和英勇，说徐敬业是“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军队势不可挡，“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第三部分，正告唐朝老臣认清形势，共同讨逆。义正辞严，文采飞扬。
另一份是成吉思汗的战书。成吉思汗诚心和花剌子模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通商，派遣了数百人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做贸易，可商队被杀掉，成吉思汗大怒，决定兴兵报仇。发兵之前，他让心腹大臣耶律楚材写战书。耶律楚材写了一份颇具文采的战书，但是，成吉思汗不满意，说写得没有气势，而且文绉绉的，花剌子模国王也看不懂啊。成吉思汗讲，不用那么麻烦，就一句话：“尔要战便战。”战争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打，我就陪你打，我们是复仇的军队，是正义之师，*简捷、*有力的战书新鲜出炉。
那么，这两份战书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迪呢？
首先，高执行力不能缺少舆论引导。
人具有群体性，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行为绝大多是群体行为。所以，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要做什么，和整个群体要做什么，并不是一个完全重合的图形。群体行为的发端，或许是某个或某几个人，但是，*后结果必须是群体成员的共同行动。徐敬业要起兵讨武，成吉思汗要兴兵复仇，这是他们的想法，群体成员是不是买账？是不是拥护？是不是卖力去做？怎么让群体成员感受到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很有意义？如何激发群体成员的正向情绪和正能量？
战书，起到了很好的沟通。战书，实际上是一石三鸟，一方面让敌人知道我为什么兴兵打你，师出有名；另一方面，让群体成员明确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认可这个目标，才会有一致的群体行动，否则就是乌合之众；同时，还可以号召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所以，群体性就决定了群体的行为不能从“沉默”而必须从有力的“发声”开始。
由此，我建议老总们思考一下，在做企业的过程中，老总们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统一成群体的共识？我们在做事之前，是不是做到了舆论先行？我们是把员工的思想与情绪调整到了*的、*亢奋的状态才去做事？还是在大家稀里糊涂甚至牢骚满腹的时候，就催着大家上？“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话放到企业本身就是一句糊涂话，因为员工不理解就没法执行，即使勉强做了，一遇到问题就会退，这和被逼上战场的人听到枪响就会投降一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其次，我们还是要强调听众本位原则。
在历史上，这两份战书都点燃了大家的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讨武曌檄》一出，群情激动，天下人纷纷响应，聚拢到徐敬业麾下；而成吉思汗发出“尔要战便战”的铮铮誓言后，蒙古铁骑长驱直入，征服花剌子模。
然而，从表面看，这两份战书却大相径庭，无论是长短，用词还是风格都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它们有一个共性，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都非常好地遵循了演讲沟通的基本原则——听众本位原则，说话看对象。当然，古人不会知道听众本位原则这个词，只是他们的做法无意中切合了这个原则。
耶律楚材写的可能和骆宾王一样有文采，文艺范儿，给文化人看没问题，可他的沟通对象不是文化底蕴颇高的武则天和李唐旧臣，所以，他的文字远不如成吉思汗的“尔要战便战”来得痛快，来得有力。骆宾王生活在文化繁盛的唐朝，华美辞章之中透出的凌厉之势才*有杀伤力，换成大白话，就会缺少文化上的认同，甚至被耻笑。
如果说，听众本位原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这两份风格迥异却同样光耀史册的战书，就给了听众本位原则一个*生动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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