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这样的“学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产线，约占30%，在重庆富士康，甚至更高。"

 

　　"“学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个*生在培训几小时后就可胜任的简单劳动。“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国家每年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那么多钱，但学校提供给社会的，却是这类没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有两个*毕业生。甲毕业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则读了技校(或者职业*)，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学费学习酒店管理的中等专业技能，一年后，学校组织实习，两个16岁的少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相遇了。他们加同样的班，拿同样的工资。

 

　　黄夏便是这个“乙”。他几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从技校毕业以后的每一步：进入一家工厂，从事着和专业无关的工作，拿着一份和自己“学历”无关的薪水。读或者不读技校，于他，区别仅在于花没花这一万多块钱的学费。

 

　　黄夏被称作“学生工”。“学生工”是这样一批少年：自觉读大学无望，又不甘接受“农民工”的命运，于是进入技校或者职业高*习，企图习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们的迷惘在于：现代科技下的生产线，已经尽可能地简化了工人所需的生产技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一个*毕业生经过几个小时的培训都可以胜任。于是，读技校或者职业*，几乎变成了一次“奢华旅行”。

 

　　目前，黄夏这样一批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的学生工，已经是很多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去年，由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实施的关于富士康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根据问卷抽样，深圳富士康很多生产线上的学生工比例大约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学富士康调研小组对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学生工也进行了调查，认为学生工比例远超深圳。

 

　　黄夏，1994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区白马镇。父亲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动在重庆的建筑工地，只是在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妈妈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张罗三亩多山地，田间的一些重活经常由黄夏做。

 

　　2009年，黄夏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重庆江南职业学校来学校招生。他觉得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于是在中考前一个月进入职校。黄夏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后来学校并入重庆工商职业学校，他也从信息专业转到电子专业。

 

　　学校合并对他们影响不大，*的变化就是换了校长，而且是一学期换一个，他觉得经常换校长的原因是之前的几任校长在学校管理上不严格，每天都有学生翻墙出去玩。

 

　　在职校读书，每年要交4000块钱的学费，这笔钱对家里来说还不算太大的负担，爸爸的收入能够支持他读到毕业。刚入学的时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说那些中途退学的人可能觉得在学校太枯燥了，学不到东西。而且老师管理也很随便，他的班主任也换了好几个，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根本不管他们，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就离开了学校。

 

　　来自贵州一所技校的16岁的刘欣，则声称自己当初是被“骗”进学校的。高年级的老乡暑假回乡，给她描绘了学校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就业出路。但到学校之后，她才知道，教育氛围、就业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级的老乡之所以劝她去，是因为学校规定，谁招一个学生，学校“奖励”500块钱。

 

　　这是盛行内地的“潜规则”。近年来，初三班主任“倒卖”学生到技校或中等职业学校，赚取回扣的新闻经常见于报端。

 

　　*的近代职业教育，始于民国。先驱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近几年来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重视职业教育价值，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两年的*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副主任、教授潘毅说。

 

　　2011年3月新学期开始时，学校通知说要出去实习，期限为6个月，可以自由选择实习单位，但他们对实习单位的情况不了解，班委拿了一张富士康的宣传单问有没有人要去，他们不清楚富士康是做什么的，班委就把全班的人都登记为到富士康实习，结果学校向每个人收了150元的安置费，用大巴把他们送到了位于重庆西永微电园的富士康厂区，在参加完一个星期的军训后他们就上流水线工作。

 

　　另一些学生，几乎已经成了“职业实习生”。

 

　　小惠今年才18，是贵州大方县汇灵职业*的学生。她学的是酒店管理。去年学校便组织他们去江苏常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实习”。4个月后，每个人才给了2000块钱，*后他们三十几个人走得就只剩下十几个了。“在常州的工作，学校里说是教学实习，其实去的学生中有学计算机的、学旅游的、学酒店管理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不过就是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罢了。”小惠说。

 

　　今年上半年，小惠他们去学校报到，本以为开始上课了，谁料到又被拉来了富士康，说是实习半年，半年后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后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留在富士康。在富士康军训了几天，现在说要送小惠他们去昆山。

 

　　富士康里的技校生

 

　　来富士康，是黄夏的*次正式实习，之前他只是在暑假的时候，跟爸爸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两个月的活。

 

　　他们学校离富士康厂区有半天的车程，学校老师把他们送过来之后就回去了，没有驻厂，他来这边上班一个多月没找过老师。

 

　　黄夏跟他的同学被打乱分配到各个部门，他去了组装生产线，他们那条线上有三四十人，全都是学生。有几个人跟他是一个学校的，在校时并不认识，在生产线上却成了好朋友。他的工作是打螺丝，每天拿着螺丝枪，一块板要打四颗，标准的作业时间是12秒，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做熟练，动作慢，他们那条线的产量不高，经常被线长、组长骂，他们就当耳旁风，不理睬，后来熟练了就越做越快。“每天都这样的话，觉得很枯燥，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好几斤重的螺丝枪拿在手上12小时，手臂很累，晚上睡觉都会酸痛。”黄夏说。

 

　　3月8日进厂，这个月份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块钱，全都寄回家给妈妈，自己靠学校发的补助生活。也就在一个月后，黄夏开始琢磨自己当初读技校的选择：“我所从事的工种，和富士康*社会招聘进来的工人一模一样，收入也一模一样。”

 

　　一些同学在厂里上了十几天班，觉得实习无聊、辛苦，就跑回家了。像这种私自跑掉的，学校也不怎么管，只要毕业的时候回学校拿毕业证就可以了。如果想换其他的实习岗位，学校也会帮安排，不过可能是跟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赴富士康。

 

　　王秀是重庆彭水人，1993年出生，2009年进入重庆工业管理职业学校学习电子专业，每年学费5000。按学校的教程，学期三年，*年是上公共课(好多课文还是初*过的)，第二年是上专业课，学电工和电子技术等，第三年是实习。

 

　　但她是二年级下半学期，也就是2010年3月便进入富士康实习。在深圳富士康，一直做到12月。她不想留在深圳，就跟一些同学回来了，今年又进入重庆富士康实习。什么时候实习结束，尚不清楚。

 

　　“深圳那边的干部不把员工当人看，”她解释自己回重庆原因，“比如坐在凳子上，屁股所占的面积不超过三分之一，超过了线长会骂，在车间里绝对禁止讲话，不能把任何东西掉在地上，衣服上不能有带铁的东西，包括皮带，一点都不人性化。”

 

　　南方周末调查了解到，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工作强度、工作时间、加班时间，以及和工厂所签的用工合同，与社会招工的工人，无任何区别。惟一的区别也许在于：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费用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并且，他们不少人还是16岁左右的未成年人。

 

　　这笔费用各学校不同。比如王秀每月必须拿260元给学校；而黄夏则只是一次性拿了150元给学校。来自綦江南方学校(职业*)的刘胜则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没有找他们收一分钱的“实习管理费”。

 

　　在每一个晚上9点左右，西永微电园外